支持开放获取20年：减缓向全面和即时开放获取过渡的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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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博文中，罗伯特·基利回顾了自己作为开放研究主管在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实施的OA政策、在担任cOAlition S战略主管期间的工作，并就阻碍向OA过渡的五项议题提出看法。

早在2005年，当惠康基金会成为第一个拥有强制性OA政策的研究资助者时，就明确表示在做出资助决定时，看重的是科研人员所从事的工作的内在价值，而非诸如期刊名称、影响因子之类的指标。

这项声明后续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支持，例如惠康基金会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并修改资助申请表和审查流程，但大多科研人员仍看重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所带来的效益。

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一些研究人员发表新的、完全开放获取的话题，也会导致一些研究人员不严格遵守OA政策，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高影响因子期刊在采取符合OA的出版政策方面进展缓慢。

最近在研究资助者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下，推进科研评价联盟（Coalition for Advancing Research Assessment，CoARA）和高等教育开放学术倡议（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Initiative for Open Scholarship，HELIOS）等的发展展现了对改革科研人员评价的决心和承诺。

支撑学术出版的主导商业模式——订阅和文章处理费（APC）是非常不公平的。同时，他认为在向OA过渡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将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订阅付费墙阻碍研究人员访问研究成果）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APC阻碍研究人员发表研究成果），那这将是政策的失败。

尽管在OA发展的早期，APC被视为实现OA的可靠策略。但在当下，这种模式对特定职业阶段、性别和机构，乃至全球某些地区的作者特别不友好。为应对这一挑战，多方利益相关者正在探索优先考虑全球公平的替代模式。

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钻石OA，即作者和读者均无需付费，由学术机构或社区支付出版费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钻石OA期刊就已出现。自2022年《钻石开放获取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Diamond Open Access）发布以来，其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至少有140多家机构和资助者公开支持该计划，包括法国国家研究机构（ANR）、德国研究基金会（DFG）、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等机构。

此外，一种订阅开放（Subscribe to Open，S2O）的模式也发展起来。在该模式下，没有APC和利他主义，订阅期刊可实现向OA期刊转型，研究人员可免费、即时、在线获取研究成果。目前，已有来自20家出版商的168种期刊以该模式出版。

此外，一些出版商也在进行新的尝试。例如PLOS正在实验非APC或基于数量的模型。cOAlition S的一项委托项目，旨在探讨使用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模型作为设计学术出版公平定价模式的潜在模型的可行性。

要想撼动为商业出版商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年收入和利润的全球学术出版体系，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和研究人员固有的保守主义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他们看到了出版系统对专业人员的作用，认为没有理由不效仿他们并遵循他们的出版实践。

然而，支持学术出版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学术机构和资助者，目前这两方利益相关者没有更紧密地合作来推动变革，这令人失望。

从资助者的角度来看，尽管有许多专门的资助者团体，例如全球研究理事会、国际研究组织的负责人、科学欧洲和开放研究资助者团体等等，都没有尝试调整资助者政策。事实上，早在2005年惠康基金会制定OA政策时，就允许有6个月的时滞期，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政策保持一致。直到今天，NIH规定的时滞期一直是12个月。

2018年，cOAlition S首次尝试让研究资助者和执行组织在共同的OA政策上保持一致。在过去五年，这项行动的成员从12个增加到28个，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南非、欧美的的资助者。此外，一些没有加入cOAlition S的资助者（例如美国的联邦机构）在零时滞和权利保留等关键议题上，也对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与OA2020倡议成员的密切合作，为机构谈判的变革安排提供（有时限的）财政支持，以及制定反映cOAlition S权利保留战略的机构权利保留政策（institutional rights retention policies，IRRP），都证明了在开放获取问题上与机构进行了更大的协调。

通过联合起来，资助者和机构可以在支持向OA过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归根结底，商业出版商肩负着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责任，他们的目标总是与资助者和机构的目标不一致。这种偏差在出版商对cOAlition S期刊比较服务的回应中表现得很明显，尽管社区呼吁提高透明度，但只有28家出版商提供了他们对服务收费的信息。

新冠大流行证明了在同行评议前发表成果的价值，由研究人员（而非出版商等第三方供应商）决定何时何地发表研究成果。

至关重要的是，像bioRxiv和medRxiv这样的预印本服务器提供了更快的出版流程，通常在2-4天内发布范围内的提交作品，而传统出版商估计需要125天。尽管大流行已经消退，但研究人员仍在继续使用预印本，bioRxiv报告了2023年3月发表的3477篇新文章。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学者主导的、与期刊无关的同行评议模式的出现，比如review Commons和peer Community In（PCI）。在这些模式下，预印本不必提交给期刊，也可以被正式评议。资助者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经过评议的预印本等同于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文章，这有助于减少来自期刊的影响，并允许读者和从事科研人员评价活动的人员关注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内在价值。

最后，欧洲委员会关于高质量、透明、开放、可信和公平的学术出版的结论草案强调了“不向作者或读者收费的非营利性、学术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重要性，作者可以在没有资助/机构资格标准的情况下发表他们的作品”，并“强调了支持由公共研究组织领导的这种模式发展的重要性”。

罗伯特·基利指出，尽管认为商业出版期刊将在不久的将来不复存在是一个很有勇气的论断，但他们继续从公共财政中获得可观利润的能力很可能会下降。今后，他们将会集中精力提供科研诚信服务、文案编辑服务等，而不再控制研究人员所创作的内容。

与上述事项有内在联系的是权利保留问题。

权利保留可确保研究人员根据他们的发现拥有和控制他们创作的内容。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将其作品的版权移交给出版商，并且该作品的所有后续使用（包括作者能够重复使用自己的内容）都由出版商控制。

保留权利最初被认为是鼓励出版商开发开放获取（OA）出版选项的一种解决方案，其想法是当没有其他选项可用于公开提供研究成果时，将其用作最后的手段。然而在罗伯特·基利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原因在于，它给了出版商太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设定APC。结果导致现在有APC费用超过了11500美元。

罗伯特·基利认为，出版商应该为其提供的服务获得公平的补偿，并且征收的价格必须与所提供的服务相称，但是不能给出作品的所有权/版权。由于大多数出版商没有通过期刊比较服务共享他们的价格和服务数据，因此无法确定价格是否公平合理。

权利保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08年，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就一致投票决定赋予哈佛一项非排他性、不可撤销的权利，允许哈佛出于任何非商业目的共享其学术文献。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变多，并成为主流。具体来说，一些研究资助者在其开放获取政策中包括了权利保留，并向研究人员提供模板语言以维护他们的权利。例如，那些获得惠康基金会资助的人必须“向所有未来的作者接受的手稿（AAM）授予CC-BY公共版权许可”，并且所有同行评议期刊提交的原创研究成果必须包含以下声明：“为实现开放获取，作者已将CC-BY公共版权许可应用于由此提交产生的任何作者接受的手稿版本。”

许多大学也在实施机构权利保留政策，以支持资助者政策。仅在英国，就有约16所高校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今后仍会有更多高校效仿。

一些出版商也支持保留权利，在其出版协议中明确规定，作者保留在出版时以CC-BY许可分享其作者接受的手稿的权利。英国皇家学会和微生物学会便是如此。学术出版行业协会（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OASPA）也表示支持保留权利，并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的支持作者保留权利的说法，并为作者和出版商提供清晰的提交过程的建议“受到欢迎”。

这些组合方法将有助于确保在未来，作者而非出版商将保留对其研究文章公开分享方式和时间的控制权。